801、天子之义第二-《人生流浪》

    801、天子之义第二

    天子正确的行为准则,必须是纯正地取法天地,并垂鉴古代圣王的法度。普通人正确的行为准则,必须敬奉父母的教诲,并遵循君上的规诫和指导。所以,即使世上有贤明的君主,但假如对士民们不先加以教育训练,也是无法加以使用。

    古代教育民众,必定是先确定制立贵贱上下的伦常规范,以确保贵贱尊卑之间不相侵凌。做到:德和义两者互不逾越,有材技之人不致被埋没,孔勇刚强的人不敢违犯命令。这样,大家就会力往一处使,心往一处想了。古时候,朝廷的礼仪法度不用于军队,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用于朝廷,所以德和义两者就不会互相逾越了。君主敬重作用不自我夸耀的人,因为不自我标榜的人,正是君主所需的宝贵人才。很显然,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自我标榜,就表明他本身没有奢求,而没有奢求就肯定不会争名夺利。朝廷大事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,就一定能掌握真实情况;军队事务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,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好各种问题。这样,有才技的人就不致被埋没了。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最高奖赏,以违抗命令为军人的最高惩罚,做到这一点,那么有勇力的人就不敢违犯命令了。在对民众进行了这些教育之后,再慎重地选拔任用他们。如将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妥善适宜,那么各级官吏也就恪尽职责了。教育内容简明易学,那么民众就会好学不倦,积极向上。习惯一经养成,那么民众就会依照习俗行事。这就是教育上的最佳效果。

    古代作战,追击败溃的敌人不过远,追逐主动退却的敌人不逼近。不过远就不易为敌人所诱骗,不逼近就不易陷入敌人的埋伏。以礼制为规范,军队就能得到巩固;以仁爱为宗旨,就能够战胜敌人。战争取得胜利之后,以民众的教化就可以推行。因此,贤德之君十分重视这种方法。

    虞舜时代在国都中举行誓师,这是想让民众理解支持君主的决定;夏代在军中举行誓师仪式,这是想让部队上下事先在思想上有所准备;殷商时期在军门外举行誓师,这是想让部队事先了解作战意图以便展开行动;周代在两军交锋厮杀前夕举行誓师,这是为了激励士卒的战斗意志。

    夏代的君主依靠仁德匡正天下,未曾使用武力,所以不当时的兵器种类并不复杂;殷商用义夺取天下,开始使用武力;周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,于是就使用各种各样的兵器。

    夏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,这是为了鼓励好人;商代在集市上行施诛戮,这是为了使坏人畏惧;周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,在集市上行施杀戮,这是为了劝勉好人,惧骇坏人。三王鼓励人们改恶为善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。

    兵器不掺杂使用就没有威力。长兵器是用来掩护短兵器的,而短兵器则是用来逼近格斗抵御的。兵器过长则不便使用,太短了就打击不到敌人。太轻就脆弱,脆弱就容易折断;太厚重就不锋利,不锋利就派不上用场。

    兵车,在夏代称作为钧车,注重行驶的平稳;在殷代称作为寅车,注重行动的迅疾;在周代称作为元戎,注重结构的精良。旗帜,夏代用黑色,取其象手持人头那样的威武;殷代用白色,取其象天穹那样的洁白;周代用黄色,取其象大地那样的厚实。徽章,夏代以日月为标志,表示光明;殷代以猛虎为标志,象征威武;周代以蛟龙为标志,体现文采。

    治军上过于威严,士气就会受到压抑;反之,如果缺乏威严,就难以指挥士卒克敌制胜。君主使用兵力不得当,任用官吏不适宜,有技能的人无法发挥其作用,牛、马等物资不能合理加以使用,主管者又盛气凌人强迫人们服从,这就叫做过于威严。过于威严,士气就会受到压抑。君主不敬重有德行的人而信任奸邪之徒,不尊道敬义而任意恃勇逞强,不提倡服从命令的行为而默许违抗命令的做法,不赞许善行而放任残暴行径,这必然导致坏人侵凌主管官吏,这叫做缺乏威严。缺乏威严,那就不能约束和指挥士卒去战胜敌人。

    军队行动,首先注重的是从容不迫,从容不迫,就能保持战斗力旺盛。即使是在战场交锋厮杀之际,也要做到步兵奔跑,兵车不疾驶,追击敌人不逾越行列,这样才不致于扰乱战斗队形。军队的强大和稳固,在于不打乱行列的部署,不用竭人员、马匹的力量,行动的快慢节奏不超出上级的指令要求。

    古代,朝廷的礼仪法度不适用于军队,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适用于朝廷。如果把军队的规章制度应用于朝廷,那么民众的礼让风气就会废驰;反之,如果将朝廷的礼仪法度应用于军队,那么部队的士气就会涣散削弱。因此,在朝廷上,要做到谈吐言词文雅、语气温和。在朝廷做事应是恭敬谦逊,严以律己,宽以待人。君主不召见就不来,不问话就不发言。入朝晋见时礼节隆重,下朝辞退时礼节简单。而在军队中,则要做到昂首直立;在战阵上,要做到行动果断。穿着铠甲时遇尊贵者毋需跪拜,身乘兵车时见上级不必行礼,在城上值更时用不着小步急走以示恭敬,遇有危险时都可挺身而出而勿需讲究长幼尊卑。所以说,礼和法两者互为表里,文与武如同人的左手右手,不可偏废。

    古代圣明贤德的君主,总是显彰民众的美德,鼓励民众的善行。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情,也没有不遵守法度的奸民,奖赏用不着推行,惩罚也无需实施。虞舜时代既不用赏也不施罚,而民众却都能乐于为君主所用,这是最高尚的德治。夏代用赏而不行罚,这乃是最美妙的教化。商代仅仅施罚而不用赏,这乃是最强大的威严。周代赏罚一并使用,这说明在当时道德已经走向衰微。行赏不要逾时,这是为了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;施罚要就地执行,这是为了让民众立即看到做坏事的害处。大胜之后不颁施奖赏,这样,上下各级就都不会夸耀战功。如果君主不夸功,就不会骄傲;如果官兵不夸功,也就不会相互攀比。上上下下不矜夸争功,象这样,可谓是谦让到了极致。打了大败仗后不行诛戮,这样,上下各级就都会把过失往自己的身上揽。君主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身上,必定痛加悔过,改正错误;下属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这边,必定下决心不再犯类似的错误。上上下下象这样勇于承担错误,也称得上是最好的谦让风气。

    古代对于戍守边防的士兵,〖服役一年后〗三年之内不再征调,这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辛苦。上下之间这样的互相体恤和爱护,就是最和睦的表现。打了胜仗后就高奏凯歌,这是表达喜庆之情。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,慰功民众,这是表示休养生息从此开始。